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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历史回望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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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21/3/22 18: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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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保罗·沃尔克▏国家的竞争,最后拼的是思想》《时运变迁》副标题:世界货币、美元地位与人民币的未来出版年:-11--12-12中信出版集团旗下帐号---财经领域创作者保罗·沃尔克,曾任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也是美国年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和当今全球浮动汇率体制的主设计师。他是签订《广场协议》时的美方官员。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受奥巴马邀请担任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提出加强金融监管的“沃尔克规则”。年12月,影响和启示了许多人的《时运变迁》修订版再版上市。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携手回顾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本书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我们有太多的机会从世界的角度看保罗·沃尔克——这个难掩闪耀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曾经担任美联储主席,并被格林斯潘赞誉为“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经济活力之父”。但是,如果你不打开《时运变迁》这本书,可能永远无法站在保罗·沃尔克的角度去看世界。自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单一经济体后,美国何时将被中国超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议题。在中国,热点更具体,从“中国借给了美国很多钱”到“要不要换一点儿美元”,北京的专家学者、出租车司机到各地的乡村书记,有着各自的逻辑。而事实上,国际问题与货币体系一些真实的关系,却被很多人忽视甚至误解了。“二战”以后,美国之外实现快速、稳步发展的经济体,均有着鲜明的本地特色,但共性也很明显,那就是借助全球化。从战后的西德、日本,到后来的中国,概莫能外。一个普适的路径是,利用廉价成本优势,尽可能多地向美国市场出口,快速完成国内积累、增加美元储备,跻身全球重要经济体行列,同时提升本国货币地位。所不同的,只是时间上的差异。这个过程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同时期的后起国家,与美国间的摩擦不断,后者的地位被持续挑战。这些摩擦中,货币事务是典型且绕不过去的环节,过去七十年,美元就一直处于“将崩溃”的预言中。期间的曲折、妥协,正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货币体系的演变历程,这显然不是单纯的理论和事后演绎,能够完整诠释的。作为这个体系的参与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和日本大藏省前副相行天丰雄合著的《时运变迁》,以他们的亲身经历,详解了形成和维护这个体系的过程。深入了解这段历史,对思考目前全球化面临的问题、世界货币动荡、人民币的地位和未来、以及居民个人的资产配置选择,都很有启发。对思考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同样很有帮助。---“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是东西两大阵营间的冷战,直至苏联解体。世界经济秩序围绕冷战展开,在西方是一个再全球化的过程,领导者是美国。《时运变迁》的内容正跨越了这一时期。同“二战”前相比,20世纪50年代之后全球化的显著特点,是西方国家之间没有大规模的战事,重建、发展为第一要务。冷战可能影响了西方全球化的国别范围,但其不少经济问题却可能因为冷战而被淡化,即便是摩擦,也会较好地解决。此间的参与者,经济发展在规模和质量上都实现了阶段性飞跃,有的成为发达经济体。而另一阵营里的国家,直到冷战后期参与到西方全球化体系,经济状况才逐渐真正改观。此时,全球化不再拘于西方,美国仍是主导国家。全球化,是过去七十年世界经济繁荣,从西方扩展到东方的一个先决条件,这是分析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思考未来全球经济问题的宏观逻辑,这个逻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自由贸易是全球化的思想基础,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视为载体。早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发挥着同样的作用。但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正常的贸易往来便无从谈起,更不会有全球化。这是“二战”前世界贸易无序带来的教训,也得感谢当时在全球经济领域最具领导经验、并信奉自由贸易思想的英国,还有凯恩斯这些世界级专家的贡献。也因此,确定全球货币体系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先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为后者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框架。这个过程并不平坦。01“二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步于年战争行将结束时的布雷顿森林。时年七月,在当地召开的国际会议,讨论成立了两个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确立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明确了美元和黄金之间的固定对价,即一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为什么是这个价格?没有理论依据,可参照的标准只是战前的美元/黄金价格,再者就是美国的意愿。美国同时承诺,根据IMF成员国的要求,其随时可将后者手里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有见“(绿)票”即付黄金的意思。黄金-美元本位制随之确立。美国的实力和美元的国际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前就达到了其历史顶峰,这是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结果,不是美国单方有意、有能力为之的。因此,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要确立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确切。一则是,当时的美元地位不需要通过协议的形式来确定;再则,任何货币的国际地位都不可能通过协议确定;任何协议也确定不了任何货币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是战后全世界(后来的西方世界)期望美国带领他们走出战争废墟的制度安排。实际上,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货币机制,都还是纸上约定。原因很简单,美国忙于援助、西欧和日本忙于在美国的支持下重建、发展,积累美元最重要。相对于黄金,美元资产还有利息,而美元等同于黄金。因此美元在当时比黄金更受欢迎,西德、日本等国家没有兑换要求。自此,西欧、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并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储备。问题来了,要不要把这些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时,没有人意识到,美国会出现没有黄金可兑换的问题,当时担心的是“美元荒”。这是一个理论研究上的缺憾和不足。对美、欧、日的决策者来说,他们面临着不确定、无把握的选择。黄金-美元本位制,是基于“二战”以前的经验作出的安排。金本位在大危机期间的紧缩效应(要维持金本位,美联储在年提高了利率而不是宽松;同时,居民又将纸币兑换成黄金。结果是,美国物价在-年下跌近10%;-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萎缩近三分之一,失业遽增),让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心有余悸。因此,退回到金本位,只是法国或者说是其时任总统戴高乐的独角戏。在年法国选择退出黄金总库时,大国中并没有积极响应者,而不是各种版本故事中的集体行动,否则,美元与黄金脱钩时间就会提前到年下半年。西德和日本,借助美国主导的西方再全球化便利,成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大国,一方面对美国有感恩之念;另一方面,两国政府非常清楚,美元面临的压力,是包括它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脱离美国、美元探讨货币体系,没有任何意义。认识到前述的第二个方面,也就不难理解,因为其内在缺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是水到渠成的结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是在忐忑中迈出这一步,他们甚至尝试再度回到同黄金有关的机制,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表明,脱钩是正确且明智的选择。跨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新货币机制,方向在哪里?无人知道、没有有效的理论支持。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期间,是西方经济体寻找全球新货币机制、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的纠正过程,两个过程互相交织。说是纠正过程,因为日元、西德马克、英镑和法国法郎此前对美元的汇率,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确定的。二十多年之后,国际环境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均发生了很大变化,汇率的调整在所难免。这同时是大国间的相互协作和妥协,通过美国同后者之间的系列谈判完成。谈判过程曲折,但结果尚如人意。这些协作的巅峰是年的广场协议。日本在广场会议上主动提出日元对美元升值,且幅度超过美国预期。至于逼迫和阴谋一说,只是增加了故事性。根据当时日本首相和财经高官的计划,这更像是美日两国之间的“合谋”。西方大国同时在寻找一个合理、恰当的汇率机制。浮动汇率是一个很小心的尝试性选择。两次大战期间浮动汇率的后果,让这些国家的决策者不敢完全放手。芭芭拉去世后,保罗·沃尔克和第二任妻子安克一起与奥巴马会面那段时间里,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是浮动汇率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但现实显然胜于理论。沃尔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年黄金-美元脱钩(他曾表示美元与黄金脱钩是他职业中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及年尝试浮动汇率这两个世界性举措的蓝图设计者(他于年起草的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案,当时被传称为“沃尔克计划”)。书中他对这个过程的记录和反思,胜过诸多事后的推演。需要提及的是,此间,美国对日本的态度,自战后初期的有意压制,转变为后来支持其经济增长;对欧洲的态度一贯:尽快走上正常的经济增长轨道。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融合,即欧洲共同体,对欧洲走向统一货币也是支持甚至是期望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冷战的需要,西方全球化的快速扩张,部分得益于冷战。二是美国希望欧洲能在货币事务中有一些担当,减少对美元的压力和国际货币市场动荡。欧洲货币体系能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点。从欧共体到欧盟欧元(符号)因此,与其说美国打压欧元,倒不如说美国在利用欧元。如果要打压,最佳时间在20世纪70年代到年的广场协议之间,美国可以将其消灭在“萌芽里”,不费吹灰之力,因为当时欧洲内部的意见就不一致。欧洲问题的复杂,在统一货币欧元之后,仍然存在。我在年四月底拜访沃尔克先生时,问及此前G20上海会议中国与美、欧、日之间就人民币汇率达成“类广场协议”的可能性,他回答说:不可能。原因是欧洲的问题很多。年6月份英国退出欧盟的公投,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一判断的印证。美国、欧洲特别是西德、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化,在新汇率机制的谈判过程中完全体现。美国地位相对衰落,西德、日本在提高。正如本书名字,时运确实变迁了。对于这种变化,三个经济体都非常清楚,坦然接受。更重要的是,西德和日本知晓美国的地位,期望美国继续发挥这种领袖作用,且没有意愿同美国共同承担领导责任,更不用说取代美国。作为当年广场协议日本方面的参与者,行天丰雄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和日本的心态。02战后七十年,美元作为世界主导货币,是包括各经济体政府在内的全球市场选择的结果。正常的市场交易是参与者之间的契约行为,其背后依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货币是信用的载体,货币的流通就是信用的转移。这里的信用,是货币发行国(经济体)政府的信用,可视为其所有个人信用的集合。极端情况下,当市场参与者对所有的政府信用,即社会人之间的信用失去了信心,那货币就失去了价值。这时,人们会去寻找不需要政府信用背书的其它可依托的载体,黄金就是好的选择。一国居民放弃本币争抢美元资产,是对本国政府投了不信任票,给美国投了信任票,而黄金则可视为对美国国力和信用的对冲投资品。也是基于这一点,沃尔克在书里明确表达了对黄金的态度。加拿大近年来处理其黄金储备的做法,相信也是缘于这一理念。半个多世纪里,世界上关于美元将崩溃的预言从没有停止过,但全球外汇储备中的美元比重却始终稳定,黄金持续失势。其它国家政府、商业行为选择美元,不是美国政府、军方或美联储的强迫行为,也不是后者有意为之。还有比美元更便捷和低成本的选择吗?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如果换成石油卢布会更好吗?精于算计的产油国繁荣了欧洲美元市场,也因为趋利而选择通过欧美大银行向拉美国家发放巨额贷款,它们很清楚利益所在。当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事实上的美元本位。美元本位、一种货币独大,降低了交易成本、繁荣了贸易、加速了全球化,同时便利了金融业的繁荣,促进了衍生品交易,助长了泡沫。如两位作者在二十年前就提出的反思,这种格局,甚至现行的浮动汇率,是不是一个最优选择?可以持续多久?这仍需要探索,需要各经济体间坦诚合作。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期望能有一个去美元化过程,但起码到目前,这个目标还看不到希望。这与阴谋无关。至于美联储的“国有”“私有”性质,发达经济体从来就不认为其是一个问题。了解英格兰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的历史,以及眼下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股权结构,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中央银行“非国有”是常态。中央银行的股权归属与其政策独立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政府全资控股或作为政府部门的中央银行,并不能保证有益于经济发展、有益于市场。这个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前的中国可能认识得更清楚。---再全球化七十年01从影响力范围的角度,“二战”以来的全球化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始,美国带领西方特别是西德、日实现经济复苏、繁荣,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第一阶段,西方大国通过协调、谈判,形成全球化的规则,并在冷战后推行于全世界。此间,英、美的贡献居功至伟,后来的日本、西德、法国和瑞士等国家,均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学界、政界、银行界和商界,均不可或缺,是西方世界的全球化合力。冷战对方的潜在威胁,强化了这个合力。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资金(石油美元)的参与,对全球化也有推动作用,虽然成本很高(拉美债务危机)。第二阶段,是新加入者遵守规则、享受红利并做贡献的时期。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是中国试探性地探索,朱镕基力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则是历史性的一步。全球化过程中,失衡是常态,均衡是非常态。各经济体是在持续的失衡中,寻找均衡,这个寻找过程,就是摩擦、争端。摩擦起于贸易,贸易影响货币,货币再逆向影响贸易。解决争端的过程,需要妥协。在前述第一阶段,全球化经历了两次失衡:第一次是到年,西方最终放弃了黄金-美元本位的固定汇率制;第二次是到年,市场经济国家的失衡达到二战后的最严重状态,广场协议随之达成。美国同西德、日本之间的摩擦,如果不能很好解决,于其内部,西方经济将整体受损;对外则将因此败于冷战的另一方。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第一个考虑因素仍然存在。因此,“遏制”“打压”一类的政策,不会成为这几个经济体之间解决失衡的选择。协调才是他们的首选。中国是最近全球化过程中的明星。原因是中国在此间的成绩突出,国内生产总值(GDP)跻身全球第二,且体量庞大。同时也因为这一阶段的全球失衡远超前两次,并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失衡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全球市场的开放让后来者快速扩大产能、输出商品;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产能的提升周期缩短。中国也是此轮全球化中的最大受益者。《时运变迁》里的记录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世界需要一个主导国家,这个国家可以是美国,也可以是英国、中国,发挥召集人、协调者的角色。当然,经验也给出了充当这个主导国家的条件。同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世界需要一种货币充当“锚”,这个锚,可以是英镑、美元,也可以是黄金、人民币。历史同样给出了充当锚的货币的条件。这两者是密切相连的。设想一下,无“锚”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主导国的国际关系,将会如何?02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货币领域,都是美国主导。美国的经济增长,依赖于技术创新和居民的信用消费。技术创新有其内在的时间周期,以数十年计。后发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借助于信息技术,快速实现追赶,企业获取新技术的时间,可以以分钟甚至秒计。短期内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路,也属正常。这让全世界的科技创新显得滞后,给美国及所有创新引领国家带来了压力。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以争取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经济体在美国和欧洲的市场份额(存量和增量)为条件的,这是竞争的结果。在科技的支持下,中国快速膨胀的产能,远远超过了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消化能力。这时,金融衍生品发挥了“创新”的作用,却同时种下祸根并引发年的危机。于全球而言,美国的贸易逆差不可能无限地扩大,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引领的全球化,也走到了阶段性的极限,托不住全球金融业的继续扩张和繁荣。美国要么技术革新,要么寻找新的成本洼地,重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模式,并在过程中解决失衡。由此,美国目前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区域自由贸易区,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化的方向。如同十五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样,美国通过一个新的低成本区域的加入,维持低成本消费,继续全球化的进程。这种模式在拉动目标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美国资本可以获得稳定的收入。再者,从人口、经济体数量以及规则方面,美国的控制力更强。在这个时间里,努力实现新技术突破,从而接续未来新一轮的增长。---全球经济中的中国中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根本原因是参与了全球化。做一个时间坐标,前推几十年,在增长模式上,中国同西德、日本没有根本区别。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人口,没有全球化带来的广阔国际市场,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优势的劳动力资源,包括大学毕业生,将成为严重的社会负担,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仍将会持续;被视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投资的结果将只有一个:产能过剩,一如-年间和当下的形势。中国在国际货币事务上的参与度,不及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西德、日本。到中国于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搭上全球化的列车时,浮动汇率制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已历经了二十多年的检验。除了因贸易顺差过大造成美国不满而招致后者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之外,将人民币盯住美元、相对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中国没有参与国际货币事务的紧迫感,也可能是没有机会。在国内,各界探讨的话题,仍然集中在改革、市场与政府关系等近四十年前的题目。有一种潜意识的观念认为,此前的高增长可以持续,眼下的很多问题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以解决。作为开放经济中的大国,中国的汇率政策显然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时运变迁》里西德马克和日元的汇率变化,是很好的历史经验。将这些影响视为阴谋、恶意,显然有悖于国际协调的宗旨,且会带来不利的国际影响。国内关于广场协议是“美国逼迫日元升值”的看法,深入骨髓,这种态度已经成为一个国际话题,当年参与协议的日方官员们直接否认了这种判断。在拜访行天丰雄先生时,我也就这一问题专门请教他。他可能已经被问及了无数次,这位被称为日元大师的广场协议参与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还专门讲到,日本后来的泡沫破裂,与此无关,是其国内政策失误的结果。经济增长得益于全球化,汇率如不随国内外经济形势及时调整,后续的压力就会大到难以承受的程度。正如当下的状况: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选择,最大的可能是,美国不同意中国单方面贬值人民币,汇率上的调整要知会美方。年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表态及中国货币当局汇率调整的路径,也证实了这个判断。这种状态持续的时间,取决于美方考虑到的风险的解除,比如世界市场的承受能力、美国企业在中国利益的兑付离境时间等。但汇率波动的趋势不可逆。年初上海G20会议不会存在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协议”,甚至相互间的默契都没有。就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地位,中国提出包括特别提款权在内的方案,并不可行。两位作者参与了特别提款权(SDR)的创设,其诞生更像是一个应景式的妥协。即使是今天,缺少了主权货币支持的任何超主权货币都是不现实的,商业往来的交易主体有国别属性,货币事务涉及国家主权(这不同于汇率波动)。关于中国对特别提款权的积极态度,沃尔克认为,中国更多的是考虑了声誉问题。这个话题,由来已久,国际上的讨论热度并不高。那些去美元化的倡议,近年来却似乎强化了美元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因外贸顺差等因素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是双方互利的投资行为,且对中国当下的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有益,是政府最好的选择,如果不是唯一的选择的话。美国国债市场庞大,其大部分投资者是美国居民(个人和机构)。外国政府和机构对美国国债的投资,自由进出,不存在抛出美国国债美国就崩溃的可能,也不存在这些投资拿不回来的可能。俄罗斯、委内瑞拉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均有投资于美国国债。为应付资本外逃,两国不得不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获得美元现金应付危机,美国国债市场并未受到影响。而且,当下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国债是最优质的资产。如行天丰雄在书中记录,三十多年前,当时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日本,其国内也有同样的声音,“抛掉美国国债,换成黄金,给美国点颜色看看”。所幸当时没有那样做。沃尔克在书中提到的,日本的产业工人在退休后将依赖于美国国债产生的收益养老,如今变成了现实。对于眼下的中国,沃尔克对我说,“中国很幸运,有那么多美元储备可用”。外汇储备会被看作国力的象征,也是维护汇率稳定的条件。不过,任何规模的储备,都无法抵抗资本外逃的压力。即便是“可以通过印钱来解决逆差的美国”(戴高乐),也会担心大规模的资本外流。---大国决策中的实践理性在维护和重塑战后货币体系的过程中,各国的经济政策尝试了众多经典宏观经济理论,从重商主义到比较优势,从完全自由竞争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还有当下国内热络的里根经济学。20世纪70年代,为解决全球经济疲态,美国就曾要求日本、西德确定明确的经济增长目标,美国甚至也制定过类似目标,并配以政策支持。这种做法很快被各国摒弃。在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大国受制于某单一理论。期间那些做出贡献的官员和学者,不乏理论造诣,但更具有现实判断和全球化视野,有的后来成为本国首相、总理或国际机构的主要管理者。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他们不为一己想法、一派观点甚至一国利益所束缚,有的政策选择甚至有悖于他们的理论信仰。是这样的胸怀才有了今天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能让全球化稳步走到今天,才有了世界经济相对健康持续地发展了半个多世纪。在美国政府内部,对同一政策选择,也存在着部门系统间、决策者个人间、研究者间的争执,而且这些争执是显性化的。《时运变迁》这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不久,美国时任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的一句话“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曾被广为传播和解读。这一态度并非鲁宾才有,肯尼迪、里根时代更为坚定。年的广场协议,恰恰是里根政府在几个月内放弃了此前坚持的“市场决定强势美元”政策的结果。以沃尔克本人的经历,其对美元贬值、固定汇率以及控制货币供应量等政策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都出现过调整,这在处理国际货币体系危机时尤其明显。沃尔克还曾就美联储利率政策的投票结果特别指出,不要通过票决时的赞成票数量,来判断联储后续政策选择取向。政策为应对现实问题不断调整,更难以形成那种阴谋化的安排。诸多今天被视为流行的政策选择,在书中记录的年代都尝试过,诸如扭曲操作、供给侧政策(沃尔克在年曾设计过政策方案)、量化宽松、货币互换、债转股、结构化改革、休克疗法、火车头战略、两国集团(G2)。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经验和教训。这种实践理性,在凯恩斯、怀特、托宾、伯格斯滕这些跨界学者,麦克切斯尼·马丁、舒尔茨、沃尔克、詹姆斯·贝克、施密特、行天丰雄这些财经官员,罗斯福、尼克松、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这些政府首脑身上都有体现。王安石的“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中,义即为“理性、适度、正当”,相信也是体现了这一理念。互联网思想家王俊秀说,国家的竞争,最后拼的是思想。战后七十年间全球大国在关键货币、军事和国力等方面的“时运变迁”,证明了这一点。思想决定了过去近两百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创新,也影响着“钱”这个永恒的问题,于家庭、个人,这关乎贫富;于政权,这关乎兴衰。本文整理自《时运变迁》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著,本文为该书译者于杰老师为本书所作书评。12月13日晚8点《时运变迁》译者、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于杰为你领读《时运变迁》保罗·沃尔克与于杰和《时运变迁》合影第九章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部分储备金体系:通货膨胀的策源地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房利美和房地美:“第二美联储”黄金:被软禁的货币之王一级警报:年罗斯柴尔德退出黄金定价黄金一阳指部分储备金体系:通货膨胀的策源地(现代)银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带着罪恶降生。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创造储蓄的权力,一切财富的好运都会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创造储蓄的权力)应该消失,因为这将带来一个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并为你们的被奴役支付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储蓄好了。约瑟亚·斯坦普爵士,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最早的金匠银行家们提供的是纯粹的“金币存放业务”,当储户将金币交给银行家时,银行家提供标准格式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银行券”,这些金币的“衍生物”逐渐成为社会交易的媒介,被称为货币。此时的银行是处在完全储备金体系之下,它随时可以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其主要收入就是储户缴纳的“托管费”。久而久之,“聪明的”金匠银行家发现平时只有很少的储户前来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眼看着金窖里的黄金躺在那里睡大觉,银行家不禁开始心痒起来,如何才能“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呢?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分,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说明,增发比如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当从事金币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的“金币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金币的所有权”。在第一种情况下,储户对在银行家那里储放的金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银行家必须承诺储户可以随时拿收据来兑换金币。而第二种则是储户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储放的金币的所有权,由银行家进行风险投资,当收回投资之后,储户才能重新获得所有权。第一种“金币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券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币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当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币”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年的“佛雷对希尔及其他人案”:当(储户的)金钱存入银行时,就完全不再属于储户了;此时,金钱属于银行家,他有义务在储户要求时归还相应数额的金钱。存放在银行、被银行家所管理的金钱,在所有的意义和内涵上,都是银行家的金钱,他有权任意处置。他没有义务回答储户这些钱是否处于危险境地、他是否进行有害的投机,他没有义务像对待别人的财产那样保存和对待它;但是,他当然对(储户存放金钱的)数额有义务,因为他被合约所约束。在英美法系之下,英国法官的这个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金融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自己辛苦挣来的金钱突然失去了法律保护,这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在此之后,盎克鲁—萨克逊国家的银行完全拒绝承认“储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额储备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储蓄都变成了“风险投资”,从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垄断地位。盘点美国十大财团,资本的力量颠覆整个美国!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年。罗斯柴尔德、希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他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尔集团。这些家族的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银行卡特尔是部分储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它们势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年,当国际银行卡特尔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储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被“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储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足额的真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质美元”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储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正式的勾结在一起共同运作的一群企业被称为卡特尔,它谋取利益的通常做法是限制其成员的产量以抬高价格。迄今为止世界上最著名的卡特尔当属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卡特尔。卡特尔以扩大整体利益作为它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卡特尔内部将订立一系列的协议,来确定整个卡特尔的产量、产品价格,指定各企业的销售额及销售区域等。根据美国反托拉斯法,卡特尔属于非法。垄断利益集团、垄断联盟、企业联合、同业联盟(Cartel)也称卡特尔,是垄断组织形式之一。卡特尔为法语cartel的音译,原意为协定或同盟。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而达成有关划分销售市场、规定产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方面的协议所形成的垄断性企业联合。它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重要形式。年最早产生于德国(德语:Kartell)。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各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化产生了国际卡特尔。按协议内容卡特尔可以分成规定销售条件的卡特尔、规定销售价格的卡特尔、规定产品产量的卡特尔、规定利润分配的卡特尔、规定原料产地分配的卡特尔等。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作为卡特尔成员,各自在法律上保持其法人资格,独立进行生产经营,但必须遵守协议所规定的内容卡特尔(Cartel)是一种正式的串谋行为,它能使一个竞争性市场变成一个垄断市场,属于寡头市场的一个特例。一、实质:实质都是私人垄断资本利用国家机器来为其发展服务的手段。是私人垄断资本为了维护垄断统治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和国家政权相结合的一种垄断资本主义形式。二、成因: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在国内的统治,加剧了政治经济矛盾,加强了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世界体系。三、特征:1、资本集中与生产集中高度发展,在主要产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居支配地位的垄断组织。2、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日趋溶合为金融资本,金融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又形成金融寡头。在工业垄断资本形成的同时,银行业的竞争造成银行业日趋集中和银行垄断组织形成。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行的法币(FiatMoney)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息收入归谁呢?归创造出美元的银行系统。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债务美元,换句话说,人民借钱越多,就必须借更多的钱。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乃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中国有句老话,寅吃卯粮说的正是这个意思。时任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在需要的情况下,美国财政部将对这两家公司继续提供金融支持......第十章谋万世者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未来的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金银中国元: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来源:宋鸿兵《货币战争》货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货币的作用类似于物理世界中的千克、米、秒等最重要的尺度,一个每天都在剧烈动荡的货币体系,就如同千克、米、秒的定义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变化一样荒谬而危险。一个工程师手中的尺子天天是非都不一样,他该怎么修建几十层的高楼呢?即便是修起来了,又有谁敢住?假如体育比赛的秒表计时标准随时都在更改,运动员如何能够比较不同场地进行的比赛成绩?一个商人在卖东西时,假如称重的千克标准天天都在缩水,就似乎不断地调换秤砣,哪个买家愿意从他这买东西?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题目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公道的货币度量衡标准,从而导致政府无法正确测算经济活动的规模,公司难以正确地判定长期投资的公道性,人民对财富的任何长远规划丧失了安全的参照系。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公道分配。欧洲最大银行汇丰CEO:JohnFlint:Flint上任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汇丰创收,并继续执行已经实施了三年的“聚焦亚洲”策略,收紧全球其他地区的非核心业务。当人们计算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生产线、商品贸易的投资回报时,几乎无法核算真正的投资回报率,由于难以估算货币购买力的缩水程度。美国的美元从年完全脱离黄金之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今天的一美元只值70年代初的5.6美分。中国80年代的“万元户”是富裕的标志,90年代的“万元户”只是城市收进的均匀水平,现在家庭年收进1万元可能就接近“贫困线”了。经济学家只“关心”消费物价的通货膨胀水平,可是高得吓人的资产通货膨胀现象却没有人留意。这样的货币制度是对储蓄者的残酷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非常危险,但不投资将更加危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霍伊特:彼得·霍伊特教授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主要有货币经济学,失业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当人们买房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只是一张欠条,银行的账户上本没有这样多的钱,但在债务产生的同时,却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钱,这张欠条立即被银行系统“货币化”了,于是货币供给将立即增加几十万的流通量,这些增发的货币实时地推高了全社会的均匀物价水平,尤其是在资产领域。所以在没有房地产贷款时,房价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银行声称是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得起住房,但结果正好相反。银行房地产贷款相当于一下子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收进,将“未来”的30年的钱拿到今天一起发放成货币,如此海量的货币暴增,房价、股市、债市岂有不暴涨的道理?当透支了人民未来30年的财富积累之后,房价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更多的债务来支撑更高的房价,银行家们正在英国和美国试点“终身房产债务”的“伟大创新”,英国将推出长达50年的房贷,美国加州预备试点45年的按揭,假如试点获得成功,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增发即将决口而出,房地产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春天”,向银行贷款的人,将终身被债务的锁链牢牢束缚,没有购买屋子的人下场则更为不妙,终极他们将贫穷到连银行的债务锁链都不屑于往光顾的程度。当人民50年的债务美餐还不能喂饱银行家的胃口呢?只怕终有一天,“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的“跨世代按揭贷款”也会被创造出来。当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人们欣喜之时,8万亿的人民币必须增发出来购买这些“沉重的美国白条”,而这些新增的货币假如完全进进银行体系,将有6倍的放大,这要“感谢”从“西天取来”的部分预备金制度这部“圣经”。政府只能选择增发国债来(或央行票据)有限地吸纳这些来势迅猛的货币增发浪潮,题目是,国债需要偿还利息,谁来还呢?还是“光荣的”纳税人。当教育和医疗也进行“产业化”时,由于这些社会资源原本严重不足,在从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一下子变成了“独占的资产”,在货币泛滥的浪潮中,其利润又怎会不一飞冲天呢?当公司之间的交易凭据成为这种“欠条”时,银行将对其进行“贴现”,将这些“欠条”以一定折扣收为银行的“资产”,同时“创造出”新的货币。当人们刷信用卡消费时,每一个签字后的纸片都成为一张欠条,每一个欠条都成为银行的“资产”,每一笔银行的“资产”都成为增发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一次刷卡都“创造”了新货币。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是,中国没有美国如此“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来吸纳这些增发的货币,这些活动性的泛滥将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债市,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能够遏制这些领域的“超级资产通货膨胀”。日本当年的股市神话,房地产狂热将在中国重现。德意志交易所集团郑州商品交易所国际银行家正等着看另一场东亚经济超级泡沫的好戏。当“圈里人”撒切尔夫人不屑地说中国经济难成大器的时候,她决非危言耸听或妒火中烧,他们对这种债务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可谓见多识广。当债务货币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们就会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负面消息和高声警告将展天盖地般堆满世界主流媒体的通栏大标题,在一边磨牙霍霍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金融黑客们将如恶狼一般一拥而上,国际与国内的投资者将惊得四散奔逃。在部分预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这对危险的孪生魔鬼一旦被放出镇魔瓶后,世界的贫富分化就已经注定了,债务货币在部分预备金制度的高倍放大器的作用之下,将会造成向银行借钱购买资产的人“享受”到了资产通货膨胀和被债务套牢的“好处”,笃信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的人必然承受资产通货膨胀的惨重代价。在这对孪生兄弟垄断了国际银行“惯例”之后,储蓄者失往了保护自己财富的任何其它选择,而银行业注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债务货币和部分预备金制度毫无悬念地将造成这种“欠条+许诺”货币的贬值,在这样的持续贬值的“度量衡”之下,经济如何能够稳定与和谐地发展?在一个凡事都要谈“标准化”的时代,货币度量衡却没有任何标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当人们彻底了解清偿务货币和部分预备金制度的本质,其荒谬、不道德、不可持续的本质就暴露无疑了。没有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就不会有均衡发展的经济,就不会有公道分配的市场资源,就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就注定会使社会财富逐渐向金融行业集中,均衡稳健发展的社会经济也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厉害了我的币人民币终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储备货币》-04-07柏梦月财经专栏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布:人民币已经成为了全球储备货币。根据IMF官方最新公布的年第四季度全球外汇储备的报告,我们惊喜地发现,在货币种类归类的外汇储备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民币的字样。人民币从去年被宣布纳入SDR(特别提款权)到成为继欧元、英镑、日元、瑞士法郎、澳元、加元之后的新国际储备货币。从规模来看,全球央行持有的人民币规模为84.51亿美元,占国际外汇储备排名的第7位,份额约占国际外汇储备的1.07%。大量媒体都在争相报道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中货币这件事我们,那么难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又会影响几何呢?一、人民币终于可以不再被升值了一直以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都是外汇储备的大国,为什么我们会形成这么大量外汇储备,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货币没有进行国际化,所以导致了中国如果想要在国际上借钱就不可能以人民币为标的进行国际市场放贷,只能够用美元等国际货币发行债券,这样发行债券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严重的贸易顺差,但由于外汇尚未完全市场化,所以这种顺差导致了中国不应承担的结构性压力。简单点说,就是中国由于不能够由人民币去国际上借钱,所以迫不得已接受美元来作为国际结算。为了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我们迫不得已放了很多的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现在钱不值钱速度这么快,都是由于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所导致的悲催下场。此外,由于我们的形成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钱却没有地方投资,只能够去买所谓的低收益的美国国债,然而这种国债不仅收益低,还要经常受到美国放水的经济讹诈,让很多时候都是得不偿失,损失惨重,这就是没有实现国际货币国地位的下场,所以人民币成为了国际货币的一部分,终于可以部分摆脱现在的悲催地位了。二、我们也可以部分印钱向世界收税了瀚哥之前专门写过文章,讨论过为什么美国说啥世界就要听啥,美国不需要做什么太多的事情,只要在家印美元就可以把全世界真金的商品弄到美国去,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可以向全世界人民收税,这个税当然不能叫智商税,他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铸币税效应。虽然人民币在短时间内不能像美国一样,只要印钱就能够在全世界买东西这么幸福,但是作为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中国终于拥有了在全世界范围内变相负债的可能性,只要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加强,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我们只需要通过印刷钞票就可以向全世界征税,从而实现通过人民币对全世界经济资源再配置的一个过程。三、躲避了汇率的风险相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对于汇率风险可谓是印象深刻,只要我们在国际上买东西就不可避免的要面对来自汇率的风险,瀚哥来举个例子。瀚哥的一个朋友经常需要使用来自于外国的产品,之前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她购买化妆品的价格不断降低,她还经常开玩笑和瀚哥说,我这是买遍全球,我吃的麦片是日本,用的牙膏是德国的,使用的化妆品是法国的,买的包包是意大利的,用的手机是美国的。作为这种资深网购达人,瀚哥也很佩服她这种情况用遍全世界商品在的生活方式。然而到了去年年底,她的脸色是一天比一天了差,瀚哥不禁问她到底这是怎么了?她生气的和瀚哥说,看看人民币又贬值了,我买什么东西都涨价了,有些夸张的产品比年初的时候涨了有三四成实在是疯了。但是,一旦人民币的成了国际货币,在国际结算中终于可以不再受到汇率的重要影响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这一点对于个人而言就是影响还不算特别深远,但是对于企业而言,尤其是进行大规模交易的企业而言,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难得了,因为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企业就能够因此减少大笔的支出,这将对企业发展有着较大的好处。四、中国人走出去变得更加容易了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走出国门出去看看成为了大多数人的一个目标,所以近些年来无论是出国旅行,还是出国留学,甚至是我们的企业出国投资都变得很多,然而有一件事情了却是经常对我们产生影响,这件事就是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因为,人民币不是国际结算货币,所以每每出门换汇都是一个大问题,在香港的口岸,做货币交换生意的门店尤其的多,也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只要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未来有一天人民币直接结算将不会是梦想,到时候出国的时候甚至有可能完全不需要去换汇了,只要使用人民币就好了,这将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极大的便利。当然,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无论是加入SDR,还是成为全球储备货币都还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民币想要真正成为像美元那样走遍全球的世界货币还需要时间去发展,不过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那么未来也将不远。借用英国大诗人雪莱的一句名言: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人民币:正在走向世界的道路上!》-09-:50股海伏笔8年12月,中国在与韩国达成货币互换协议的基础上,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地区的货物贸易实行人民币结算试点。年1月又与中国香港、马来西亚,3月与白俄罗斯分别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所有这些举措,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的


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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